關於本書，畢飛宇説：“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裏有一幅頑固的畫面，那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城市。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個學聲樂的大學生，而他的母親則是一個返城的知青。當我回憶起他們的時候，我意外地發現，《青衣》和《玉米》的源頭就在這本書裏，安安靜靜的，一點蠢蠢欲動的意思都沒有。這是一種多麼美妙，多麼值得期待的期待。”
《那個夏季那個秋天》再版序
這本書是我的長篇處女作，動筆於一九九六年，初版於一九九八年。動筆的時候我還沒有使用電腦，就在中國礦業大學的教工宿舍裏頭，我每天趴在一張淡黃色的桌面上，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圓珠筆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。我記得我寫完這本書的時候正是中午，我望着我的圓珠筆，它已經面目全非，渾身纏滿了膠帶，很髒，像我遠征的兄弟。我似乎動了感情，因為我已經決定買電腦了。我把我的圓珠筆放進了抽屜，再也沒有摸過它。
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裏有一幅頑固的畫面，那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城市。這個畫面當然是不存在的。我好像站在一座橋上，我的面前是開闊的城市縱深，它是冬天的景象，浩浩蕩蕩的屋頂上灑滿了陽光。這是一個夢幻式的“大全景”。糟糕的是，我對“大全景”從來都不相信，正如我不相信“最後的統計結果”。我只相信局部，因為我們只能在局部裏面生存。換句話説，只有局部才可能有效地構成存在。當我走進九十年代初期某一個城市的“局部”的時候，那是怎樣一幅躁動、混亂、汗流浹背同時又人聲鼎沸的場景！九十年代初期，我們還記得嗎？我們的內心有數不清的攪拌車、起重機，還有迷宮一樣的腳手架——它們塞滿了我們的城市。我們在摩拳擦掌。為了什麼？其實還沒有想好。我們只是拼了老命地對自己大聲疾呼：做點什麼，趕快做點什麼！還沒有開始，我們的天才就開始啓示：快來不及了。多麼的迫切，多麼的憂鬱。